中部崛起 文化先行
编者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近日，由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组织发起、市政府研究室协助的 “中部崛起与文化武汉”专题研讨会，在华中师大桂苑宾馆召开。会议由武汉市政府副市长、研究院院长刘顺妮主持，章开沅、马敏、冯天瑜、张正明、皮明庥等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大家一致认为，要突出武汉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支点地位和龙头带动作用，必须重视文化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拓宽中部城市的文化视野，塑造文化品牌，打造文化武汉。李宪生市长为此专门作出批示：“很好。请以会议名义发稿。”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予以摘发。
武汉要有“起而行”的紧迫感
章开沅（研究院顾问、教授、 博导）
中部崛起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湖北的学者早在20多年前就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战略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广大人民盼望已久的。现在已经成为中央的政策了，被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布局，真是大快人心。今年以来，我一直关注中部崛起问题，我发现中部地区的其它省市似乎都动起来了，我们武汉要有紧迫感。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紧迫感问题。我可能是自己干着急。今天开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替政府急，这个急是有意义的。我不主张长期“坐而论”，我主张“起而行”。武汉过去有很多事情都是在全国开先河的，开了先河，但跟进却成了问题。让人急啊！我去年自始至终都参加了“文洽会”，今年又要办“文博会”。这是好事。口号已提了，声音也很大。问题是怎样行动？展什么？怎么展？展给谁看？是做样子？还是精心打造品牌？武汉要建造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这是好事，但建起这座房子究竟要展览些什么东西，这个是最关键。司门口的交通整治已经开始了，那是政府的大手笔。这个纪念馆谁来设计？谁来征集文物？谁来具体管？是民间？还是政府？我知道民间是有人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的。建这个纪念馆是不是文化产业范畴的事情啊？辛亥革命展览馆能不能成为武汉的文化产业品牌？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研究过，学者们有很好、很务实的研究成果，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成果转换为现实的东西。这些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武汉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落到实处。这使得武汉一直诞生不了自己的文化产业品牌。事实上，很多关于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武汉都率先提出过，但是没有跟进，所以就半途而废了。相反，别的地区文化产业的建设却不知不觉地走到武汉的前面了。这说明我们的工作需要梳理、需要合理分工、需要整合优势资源，需要大胆地“起而行”。
武汉要崛起，文化崛起不容忽视
冯天瑜(研究院顾问、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
在古代和近代中国，武汉的经济、文化、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宋明时期形成了“九省通衢”的兴盛。武汉作为当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19世纪的武汉，在文教、军事、外贸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当时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动、集中投资、地理优势、西方列强重点投资以及张之洞坚韧不拔的行政能力等因素。20世纪上半叶，武汉的地位在全国也是很高的。从“文革”以后，武汉的地位就每况愈下了。今天的武汉地位虽有所回升，但回升的速度很缓慢、也很沉重。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试想想，现实情况与当时相比，究竟存在哪些差异？我认为，武汉并不缺文化，但武汉并不是一个文化优胜的城市。仅就武汉的历史文化来说，其中的精神资源和内在价值都是非常珍贵的。武汉人从来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但现在却变得甘为众人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心态?我看是怕“枪打出头鸟”。武汉人的创新意识滞后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武汉出现了文化洼地。武汉要崛起，文化崛起不容忽视。
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化武汉的基因和中部崛起的根基
皮明庥（研究院顾问、研究员）
有人说：武汉是没有根基的城市。其实不是武汉无根基，而是持此论者不了解武汉的文化和经济根基，而我们对城市的文化根基又研究、宣传得不够。其实，武汉是一座有3500年建城历史的特大中心城市，在全国特大城市中建设史居于首位。在3500多年前，连我国的古都西安还没有建城。北京建城也只有3100年左右。上海只有700多年，广州约2000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黄陂建有盘龙城并成为商代在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春秋时，武汉全面入楚，成为楚文化覆盖区，因此有屈原的行吟、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佳话。汉代时，黄陂涌现传奇性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东汉和三国时，市中心建立了却月城、夏口城。元代武汉已成为包括今六个省的湖广行省行政中心。明末清初，汉口一跃而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1861年汉口开埠和张之洞治鄂又使武汉成为近代都会和中国早期工业基地。在民主革命中，武汉多次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三镇到处是红色胜迹。武汉的历史文化资源之多，在全国是很罕见的，毫不夸大的说，武汉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大市。武汉文化根基深厚绵长，而且非常有特色。中部要崛起，必须要有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是经济崛起的表现，也是经济崛起的动力。只有文化的武汉才能适应经济崛起的武汉。 在建设文化武汉中，如何对待这一份庞大、宝贵的文化资源，使这些资源在中部崛起中发挥作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我认为：第一，要全面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弄清家底；第二，武汉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有汉剧楚剧。应加强申遗工作。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多列入保护之列；第三，武汉应确立一批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保护基地；第四，武汉的红色资源应申报国家文化保护单位；第五，汉口大智路火车站是国内唯一幸存的老车站，也是张之洞治鄂遗迹，但至今未利用，也未建博物馆。据说江汉关大楼也将从办公用房退役，改作博物馆，建议改作老汉口陈列馆；第六、武汉许多名人故居，应加以保护；第七，加强历史文化研究力度，支持重点研究项目；第八，拨出专款大力征集地方历史文化收藏品，并建馆加以展示。
重视形象塑造 武汉文化品位亟待提升
张正明（研究院顾问、研究员、博导）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文明中枢。武汉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现在要讲的是武汉的文化品位亟待提升。就教育和学术来看，武汉的品位是高的，至少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应无愧色。但就风气和艺术来看，同某些省会城市比，武汉的品位就难免相形见绌。
风气方面，武汉容易给过客留下负面印象的，一是“公汽”文化，二是公园文化。武汉的公汽乘坐方便，只是缺乏文化品位：其一是音响广告，乘客不想听也得 ，成了强加给全体乘客的噪音污染，连壮阳药品的广告也用上了；其二是残疾人唱歌行乞，一个人唱，一个人挨个向乘客伸手；三是赤膊乘车，虽罕见，但偶尔有遇。这三个问题破坏城市形象，降低城市品位，但其实都不难解决的，属于细节问题。武汉的公园有办得很好的，令人遗憾的是东湖公园（听涛区）的景观和氛围劣化了，真的是没“文化”，怎一个乱字了得。
艺术方面，武汉显得萧条。汉剧和楚剧进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既可喜，又可悲。博物馆很少，音乐会少，画展也很少。能长盛不衰的演艺大师似乎只剩下何祚欢、张明智两位了。艺术方面文化品位的提升，尤其需要政府的关注和投入。武汉在中部崛起中，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全国互动，真正起到龙头作用，文化品位亟待提升。
发展武汉会展业符合“四两拨千斤”战略构想
马敏（研究院院长、华中师大校长、博导）
武汉市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四两拨千斤”战略，努力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这既是武汉区域文化对外交流的战略目标，也是历史赋予武汉区域文化的责任。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其一，从历史层面看，文化在区域发展中至关重要。国家的兴衰、世界力量重心的转移，从来就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资本、资源、军事实力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制度、法律等制度层面的文化以及信仰、理念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往往是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仅以近现代史为例，十九世纪，美国开始崛起，与殖民者以“新教伦理精神”为文化导向在北美进行开拓创新是分不开的。二十世纪，日本和德国在战败后得以崛起，除了美国的保护与扶持以外，也得益于各自的民族精神。而“四小龙”的崛起，离开了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其二，从现实层面看，文化力量实应是武汉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首先，武汉有自身特有的文化优势，既有“荆楚文化”、“首义文化”、“汉阳商文化”诸多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有科教文化的现实优势；其次，武汉拥有明显的综合发展优势，包括农业、制造业、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而武汉城市文化的发展则是激活、整合和实现这些优势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认为武汉应该大力发展会展业。这也是武汉的文化优势。发展会展业也符合“四两拨千斤”战略构想。武汉会展业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如两通区位优势、制造业基础与服务业需要、武汉市发达的教育与文化（荆楚文化、首义文化、革命文化等）、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需要以及通过发展会展产业可以提高市民素质。那么，如何在“四两拨千斤”战略中进一步发展武汉会展业？我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其一，做大做强会展品牌，努力打造会展之都；其二，应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气魄，率先发起举办“全国博览会”，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奠定基础；其三，练好“内功”，进一步做好会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其四，创造优良环境，为会展经济发展铺路、搭桥、造势。
走“文化立市”之路
曹裕江（研究院副院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讨论“中部崛起与文化武汉”问题，我想首先就要回答“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我认为可以简述为三句话：第一，城市是文化的物化，或者说城市是物化了的文化。第二，文化是城市的品质与个性。第三，城市间的竞争最终必然体现为文化上的竞争。
因此，文化对城市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也就决定了武汉对“文化立市”的必然选择。但是选择文化，并不排斥选择经济及其他。实质上，武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都应该有一个定位准确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至少在当前应该表述为“两业兴市”、“依法治市”、“文化立市”和“科技强市”。“兴”市必须发展经济，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现代制造业，不失时机地推进现代服务业。“治”市必须靠法制，武汉地域文化形成的豪爽豁达而不循规蹈矩、散淡随意而少严谨缜密、敢为人先而难持之以恒的个性特点，更需要法规制度的约束。“强”市必须靠科技创新，只有通过在优势领域和重点产业上的不断创新，才能跨越发展的差距，抢占技术和产品的制高点，增强城市的竞争力。“立”市必须靠文化，正如李宪生市长所言文化可“立城市之根，铸城市之魂，强城市之基，扬城市之韵”，它是城市卓尔不群、魅力无限之所在。
走“文化立市”之路，是一项需要长抓不懈且长久才能显现效益的战略选择。要走好这条路，当前亟需着力做好各项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要注重塑造城市文化个性；要加快建设城市文化设施；要大力培育文化名流；要全面发展文化产业。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文化立市”，进而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
六位一体，打造和谐武汉文化产业论坛
李强（研究院副院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探讨文化武汉与中部崛起的主题鲜明及时，时机恰当。今年是“十一五”起步之年，《武汉市文化发展“十一五”建设规划》中指出，武汉市“十一五”期间文化投资共计500亿元资金。另外，中国中部文博会将于今年10月份在武汉召开，以后按两年一届召开，并永久性落户武汉。这势必推动武汉文化产业大步发展。专题研讨会形式好，但应该更好。尤其是需要体制外的力量如民营企业力量的渗透，形成更加开放、务实、聚焦的研讨氛围。要形成由学者、官员、商人、作家、市民、媒体共同参与的“六位一体”式的文化研讨局面，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真正为武汉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反省区域差距与保持战略耐心
张三夕（研究院副院长、华中师大教授、博导）
中部崛起作为一项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承认了一个前提，即区域发展不平衡，中部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没有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就不可能保持中国整体上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完全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促进中部崛起是减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举措，它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中部的角度看，要想真正成功崛起，必须认清区域之间的差距，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寻找缩小差距的对策。 当下，中部和东部的差距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中部最大城市武汉的全国GDP排名还不及东部的大连、青岛、宁波等中等城市。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上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外在条件，运输成本低、外资引入方便、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等等。在我看来，分析这些显性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性原因。去年，我去浙江义乌考察，回来后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是在武汉创立的，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是在义乌。当汉正街当年崭露头角时，义乌还名不见经传。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实力，义乌都无法与武汉相提并论。为什么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义乌能够成为小商品的世界性市场，而以汉正街为代表的武汉却始终停留在小商品的区域性市场？是什么内在原因造成这种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部崛起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很多的，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保持战略耐心。什么叫做保持战略耐心？就是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部崛起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性急，不能浮躁，更不能大喊口号，搞大跃进、大攀比。比如武汉没有必要与郑州争谁是中部崛起的“龙头老大”。韬光养晦就是保持战略耐心最形象的表达。在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我们要长期保持战略耐心，同理，在国内的区域竞争中，中部也必须保持战略耐心。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韬什么“光”养什么“晦”？我们要从地区差距是如何形成中分析本地区深层次的问题或毛病，寻找适当的对策和出路。总之，既要深刻反省，又要磨砺斗志；既要胸怀远大，又要因地制宜；既要三年不鸣，又要一鸣惊人！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提高城市竞争力
姚伟钧（研究院副院长、华中师大教授、博导）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通过技术的介入和产业化的方式制造、营销不同形态文化产品的行业。也就是说，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它包涵了广告、艺术、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电影、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
武汉具备发展创意产业的两大基础优势，一是文化资源优势，二是科教优势。武汉的文化产业这几年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是比较滞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与瓶颈，如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产权不清、机制落后、投资渠道单一、经营人才匮乏等。独特的地理区位，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武汉的地域文化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楚风汉韵、江汉汇通、兼容创新”的汉派文化特色，这是武汉文化走向全国的立足之本，也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大资本和优势，因此，我们要从武汉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培育和扶持武汉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武汉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并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武汉新一轮城市发展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武汉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实行区别发展战略、龙头带动战略和特色发展战略，以国办文化单位改革为重点，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下，建立分类指导制度，对可以进行完全市场化的文化产业，政府只管不办，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步伐，使绝大多数经营性文化单位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我们要从武汉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培育和扶持武汉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武汉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并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武汉新一轮城市发展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文化创新是武汉实现率先崛起的支撑
秦在东（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程度概念。文化创新并不是在原本完全不存在的空间里突然生发出一个新事物来，实际上是一种地缘文化不断改良、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着几个界域：其一，文化准入与对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首先是在一个地理空间中进行并完成的，因此确实存在一个预期准入的问题。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域外文化准入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这就使得文化对接不得不由以往的非完全主动变为完全主动，在完成了权力性文化过滤之后，要善于把域外文化的精华熔铸在本土文化之中。对接是对先进文化的吸取、融汇与同构。其二，文化集成与转换。这里所说的文化集成，主要是指站在国际化的角度，比较研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先进成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其合理性和有用性进行价值考量，在坚持民族本根文化的前提下整合所有先进成分，实现为我所用。所谓文化转换，旨趣在于面对新的集成文化，不是盲目顶礼膜拜，放失自主创新，而是取其内质，举一反三，形成新的文化系统整体。其三，文化原创与学习。文化原创从其本质上讲就是自主创新。众所周知，我国整体上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因而导致了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仍然落后，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强化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中部地区面向未来的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自主创新能力弱是中部地区长期处于凹谷的最大瓶颈，而中部崛起的关键因素则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最终能否增强。中部崛起的关键因素取决于文化准入、文化集成和文化原创诸方面的良性联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准入实质上是对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的态度问题。而文化原创的核心宗旨则在于提高和强化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智慧水平。拿发展文化产业来说，衡量一个企业在这方面的创新能力，首先不是看这个企业是否能够引进某种文化产品，而是看是否因这种文化产品的引进而从此引发了一个产业链的形成；不是看这个企业是否具备生产某种文化产品的能力，而是看这个企业的这种生产某种文化产品的能力能否培育新生的消费群和物流网。这不仅反映着一个企业自主创新的实际智慧水平，而且也反映着一个企业的文化反映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
武汉文化产业现状与我们的责任
唐惠虎（研究院副院长、市文化局局长）
时至今日，武汉作为我国综合实力第六的城市，有责任对中部文化产业的发展起中坚作用。在文化产业的13个业态中，武汉存在着“六强四弱三中”的情况。较强的是演出业、电影放映业、娱乐业、创意设计业、网络文化业、出版业；较弱的是艺术品业、会展业、文化贸易业、监管文物市场业；居中的是传媒、动漫游戏业、音像业。所以，武汉市为此提出了“扶植巩固优势业态，加速发展新兴业态”的意见。
就武汉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来看，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型文化企业和知名文化经纪人较少。武汉有一批国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如武汉桥梁建筑研究设计院在国际享有声誉。武汉百步亭国际传媒公司，斥资近亿元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合作，成为CCTV老故事频道的内容营运商；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公司已摄制200集电视剧和电影《汉口夏日》。香港投资的武汉环艺娱乐公司，已在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建有多座多厅影城，是我国有名的电影放映业巨头。武汉新中原娱乐公司已在南昌、长沙建成当地规模最大的演艺大剧场。武汉军威文化传媒公司斥巨资与长沙电视台共同推出“女性频道”。江通动漫公司则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本土原创动漫企业，被授予“国家文化产业基地”。但是，武汉的这类文化企业凤毛麟角。其二，在于投资、融资渠道太窄。传统文化业态除个别外，基本上民营资本达到90％以上；但新兴业态，民营资本则投资者慎之又慎。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并尽快制订促进发展的对策。
武汉文化产业的优势业态是多年努力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还存在着传统业态优势显著，新兴业态和附加值拉动力较大的业态较弱。目前，正在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我们力图通过“政府扶持，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举措来推进新业态的发展。武汉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市文化局作为全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力以赴地扶植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文化业态将采用超常规的办法来加以促进。
加强和改善舆论环境
赵振宇（研究院院务委员、华中科大教授、博导）
舆论环境，是指在大致相对集中的时空内，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别的众多具体舆论组成的有机联系体，它影响和制约着各种具体舆论的形式和发展，同时也调适不同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它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
现在各个地方都讲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多方面的考核，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环境。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须，同时，它也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如何创造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宽松的舆论环境呢？首先，对于政府：“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次，对于执行部门：“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再次，对于人民群众，“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最后，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我们努力为民众创建这样一个民主的舆论环境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三种声音：第一，弱势群体的意见。第二，少数人的意见。第三，不同意见。我们不仅要听每个人的声音，还要听每个人的真实的声音。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真正从法的角度认识了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又有了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具体举措，就一定会形成议论纷纷、畅所欲言那样一种有效的舆论环境。自然，不同意见者的意见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一旦发现不同意见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就要收回，就要改正，其他人也需要有允许人家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宽容精神。
从“怨牛不好”说起
张启亮（研究院院务委员、市社科院副院长）
今天讨论“中部崛起与文化武汉”这个话题，就是要研究文化如何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成为中部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塞缪尔-亨廷顿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讲了一个“繁荣不起来怨牛不好”的故事。生动有趣地告诉我们，文化是如何影响人们经济行为乃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也揭示了文化是如何成为一个地区经济运作与条件的重要因素的。“怨牛不好”这个故事的实质是缺乏竞争意识。一个“怨”字表达了一种缺乏竞争意识的消极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所固守的一种无所作为的态度，一种“等、靠、要”的信念，一种逃避竞争的价值观。正是这种消极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阻碍了当地皮革制造业发展。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是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要发展，就要竞争。逃避竞争，就只能落后。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更多，树立和强化竞争意识就尤其显得重要。如果不是用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战胜妨碍经济发展的困难，而是一味地怨天尤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那么，谈发展就永远是一句空话。事实表明，经济落后地区往往也是竞争观念、竞争意识较弱的地区。实际上，“怨牛不好”常常是经济落后地区人们逃避竞争、不思进取的一个借口。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常常把发展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大环境不好，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够，当然，也包括缺乏竞争的文化氛围等等。他们希望把所有这类问题都解决了，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才能来谈发展。而这种理想状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的问题，是具备了所有条件才能谈发展，还是在发展中不断地创造条件的问题。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更需要一种积极进取的竞争心态。尤其是在“怨牛不好”的氛围中，更需要一批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领军人物。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改善本地区的经济环境，竞争环境和文化观念，走出“怨牛不好”的宿命。
市政府研究室三处：陶宏斌 刘 力
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秦在东 戴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