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武汉的文学创作活动，一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不断发展变化。

晚清，三镇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停留于封建传统文学的格局，但在变法维新、洋务运动的改良变革中，也不乏爱国志士忧国伤时或憧憬兴国之作。辛亥革命前夕，武汉报刊迅猛发展，旧民主主义思潮通过大量新旧体裁的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并使文学创作从传统的上层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化。

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武汉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白话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的传入，使得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语），武汉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到1926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兴起文学创作的高潮。

本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不断加剧，武汉进步的文学创作活动被迫处于低潮，但新作家和作品仍不断出现，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仍然在夹缝中坚持，文艺期刊也屡禁不止，有的长篇小说、诗集只能迂回出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全国知名作家云集武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种不同文学理论和流派，都融汇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学活动之中。此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汉口创刊，外地迁来的书店、出版社如雨后春笋，副刊、期刊增多难以统计，武汉的文学创作活动继大革命之后再度出现高潮。1938年10月，随着武汉沦陷，汪伪汉奸文学占据文坛，武汉无进步文学创作可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随之发动内战，武汉的文学创作受到扼制。但一些进步作家团结在中共地下党周围，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作品，形成“沙漠的喧哗”。

新中国建立后，武汉文学创作活动迎来了春天。这时武汉文学创作明确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指导，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的方针，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本地区作家亲密团结，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讴歌新时代、表现革命斗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塑造新形象的好作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50年代中后期，“反胡风”、“反右”政治运动及“左”的冒进、浮夸风，使文学创作受到严重的挫伤。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武汉的专业文学团体和文艺期刊的编辑部门，在抓“出作品”的同时，也重视“出人才”的工作，不断为文学创作队伍注入新生力量。

1956 年毛泽东主席在汉口德明饭店接见武汉地区文艺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武汉文学创作活动中虽然也出现了个别有才华的作家和作品，但大量呈现的是虚假的繁荣。大批老作家受到迫害，被迫停笔，一些曾经为繁荣文学创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被打入“牛棚”，但他们忍辱负重笔耕不辍，在黑暗中作无声的“呐喊”。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这些作品得以公开发表，有的震撼全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武汉文学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一批老作家恢复了艺术青春，重新执笔；许多中年作家，意气风发，创作上更趋成熟；大量青年作家崭露头角，跻身文坛，创作出大批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热点”的文学作品。作品的思想性及艺术质量均获得整体性提高，其中的优秀之作分别获得不同级别、规格的奖励，有的作品不仅享誉全国，而且还蜚声海外。文学理论研究在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美学价值出发，扩大了研究范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