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重要文化工作会议记略]

1951年5月24～26日，武汉市文化教育局召开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和中南区第一届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并以武汉市下半年文化工作计划草案作为大会讨论的中心内容。

武汉市下半年文化工作方案是：以改革地方戏楚剧为中心，发动并依靠旧剧人、联合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旧剧的内容改革及艺人的思想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剧改运动，逐步削弱和肃清旧剧中的封建毒素，灌输革命思想，占领文艺阵地，使文艺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

1954年6月22～30日，武汉市文化事业管理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传达讨论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全国第四次文化工作会议和中共武汉市第一次代表会议精神，检查和总结1953年武汉市的文化工作，并讨论了今后文化工作任务。

会议明确了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工矿服务的方针，结合文艺实际，讨论了如何提高创作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

1955年2月23日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举行座谈会，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不久，武汉文艺界开展了声讨和揭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作家曾卓被错误地认为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连带一些文艺工作者受到公开批判。

1956年3月1～5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中共文化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及湖北省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坚决贯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工作方针，迎接已经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发展文艺创作；大力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1957年2月25～28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 1956 年全国省、市文化局长会议精神，进一步贯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工作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文化。

1958年8月14日至9月20日 ，中共武汉市委召开了文教整风会议。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开展批判斗争，第二个阶段就是组织文教事业的“大跃进”。

在会议的第一个阶段里，贯彻所谓“拔白旗”的精神，树立对立面，开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化艺术方面，对巴南冈、李冰、屠公博、程云、骆文、师群、莎莱、吕西凡、王淑云等同志进行了批判，对张益同志进行了所谓的揭发；在教育方面，揭发、批判了邓均、陈谋慧、徐期瑞、谢须革等；卫生方面，王永兴、汪红玉、闵云程、魏克等也遭到错误的批判。

会议围绕批判的人和事，归结到“政治挂师”、“普及与提高”、“中心与部门”、“党的领导”4个问题上，展开所谓的“大辩论”，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白专道路”等莫须有的错误。

有关党委还专门作出处分决定，开除了巴南冈等十几位同志的党籍。

1959年3月16～20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总结了1958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交流了经验，回顾了整风、“反右”前武汉市文艺队伍的状况，批判“文化工作上修正主义思想和文艺至上、艺术至上的思想”；批判“只要提高不要普及，只要艺术家，不要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划分“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界限”，打击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从1958年8月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文教整风会议以来，在9个剧团中清除所谓的“右派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120名。民间职业剧团克服了无人领导的现象。

1961年9月21～25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简称“文艺十条”）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确定今后两三年内，本市文化艺术事业基本不发展。其工作重点是：调整关系，加强团结，合理安排，提高质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高武汉市文化艺术工作水平。

1964年8月6日 ，武汉市召开了文艺整风会议，直到11月11日 结束，历时3月余，又称“百日整风”会议。

这次会议的起因在于：自1962年在文艺界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武汉文艺界随之也开展了对“鬼戏”和某些传统剧目的批判。特别是在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两次提出严厉的批评（俗称“两个批示”）。第一次批示是：“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第二次批示是：“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根据这两个批示，全国各地文化艺术界以各种不同形式开展了整风活动。武汉市在这两个批示的影响下，个别领导同志对武汉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也做出了错误的估价，认为：“建国以来，武汉市文化局和市文联领导上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没有写出好的作品，个别人甚至写了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因此，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文艺整风”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和有关文件，传达中共负责同志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大会上的指示精神，自我检查，开展批评，然后讨论和提出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意见。但会议的实际进行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越开越“左”，10月下旬，这次整风会议变成“是武汉文艺界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是当革命派还是当改组派的问题；是跟党走还是当逃兵的问题”，并明确提出“武汉文艺界的问题非常严重，主要是领导人的问题”。由此，会议将问题集中到市文化局、市文联的领导人程云、孙川四、于亚声身上，一些检查、批判也都无限上纲；会议也无限期拖延。直到1964年11月11日 ，会议未作总结，检查批判未作结论，对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也未作决定，不欢而散。会议期间总共发出简报157期。

这次“百日整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武汉文艺界的空前僵局；“左”的思潮通过“百日整风”影响愈来愈广泛，为后来“文化大革命”制造冤假错案，埋下了祸根。

1975年7月28～3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1980年3月27～29日，武汉市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学习黄镇同志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央11号文件。会议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放思想与文艺的社会效果以及现代戏如何搞上去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正“右派”的有关文件精神，对文化系统1958年错划和错案涉及的120名人员，全部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其工作。

1983年1月15～16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传达文化部关于戏剧团体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有关文件精神。会后，武汉市文化局制定了《关于市属剧院（团）试行经济责任制方案》，市属各级文艺单位实行30%浮动工资的承包责任制。并于2月1日 起，以承包责任制新的组合形式开展演出活动。据1983年统计，市属表演艺术团体共演出3473场，演出收入87万元，创1979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在经济上减轻了国家负担，在分配上拉开了团、队与每个人之间的档次，同时增加了演出场次，活跃了艺术舞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1985年1月8～9日，武汉市文化局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艺术团体的建设和改革方案》的文件精神，开展精简定编工作。各剧团根据自身剧种艺术生产的需要，以少投入、多出产品的原则，确定编制数，对富余人员划出编外。据落实：全市编外人员772名，已安置600人，其中系统外安置79人，系统内安置500人（其中离退休和50岁以上不占编的共304人），尚剩107人，已集中75人到文化局劳动服务公司进行培训和安置。同时为了深化改革，汉剧、豫剧、说唱、木偶等剧院（团）汇报了改革情况，交流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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